□特约撰稿 夯石

■总理去过两次朝鲜，每次都到总部和我们见面，还到山上给毛岸英扫墓

■邓颖超大姐说：把陈铁军的故事写成戏，是总理生前的愿望，这回我来帮他还愿

■邓大姐提供线索让我继续完善剧本，徐帅回忆陈铁军挑菜筐送手榴弹

■聂帅把两位烈士就义前合影带在身上

■“文革”后第一部在广州大街拍摄《刑场上的婚礼》

为完成周总理遗愿，40多年前，张义生以革命烈士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真实故事为题材，着手创作小说《血染木棉红》。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他将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刑场上的婚礼》。1978年，影片公映，成为影响几代人的红色经典。自此，张义生继续坚持文艺创作，参与编纂了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的第一套《解放军文艺史料》、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获奖作品《中华英模风采录》及获文化部颁发的“五个一工程奖”一等奖的《百将传奇》等广受好评的专著。他被中国作协评定为从事文学创作60年的作家之一。张义生和国荣洲主编的《百将传奇》为中宣部、教育部、团中央推荐给青少年的100种优秀图书中的第6本。

周总理号召写革命者的人情人性

张义生，笔名南草、思辙。1935年在广东大埔出生。1949年他参军。1950年参加志愿军，当文工团演员。1958年作为最后一批志愿军代表团团员，受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此后，他历任总政文工团歌唱演员、创作员，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创作组长，广东省文艺创作室（即省文联）副书记兼办公室主任，总后文工团创作员，八一电影厂创作室编辑，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室研究员。

1962年2月17日，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话剧、歌剧和儿童剧作家时，动情地讲述了革命先烈周文雍和陈铁军的“刑场婚礼”，号召作家们把这个故事写成戏。“周总理说，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革命时期广州起义中的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认识了一个女同志陈铁军，两人有了爱情，因为革命工作忙，不能很快结合。广州起义失败后，两人被捕了，在国民党法庭上被判死刑。两人觉得总算恋爱了一场，周文雍把一条围巾解下来，围到陈铁军的脖子上，亲了她一下，就双双走向刑场，同赴死难。把这个场面写成一场戏是很动人的。他们的爱情才是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革命者是有人情的，是革命的人性，为什么不写这样优秀的品质呢？”

张义生说：“周总理的这段讲话鼓励我们解放思想、大胆创作，摆脱当时极左思潮束缚，把目光投向广阔的空间，投入到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中去。我听到周总理这一指示，当时非常激动，强烈的使命感和创作欲望驱使我要拿起笔来讴歌这两位革命先烈。因为我是广东人，曾是中山大学附中学生，解放前我就听说大革命时期在中山大学读书并从事学生斗争的陈铁军的就义故事。”

尽管有很强的创作欲望，但形势不由人。虽然张义生曾南下搜集素材，但很长时间无法真正投入到创作，“但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讴歌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固然是我的创作动机。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是我们对总理有很深的感情。写这个作品很难，正值‘文革’末期，江青闹得很凶，耀武扬威，要打倒总理。我们志愿军文艺战士和总理感情很深。总理去过两次朝鲜，每次都到总部和我们见面，还到山上给毛岸英扫墓。1958年，我们作为最后一批志愿军从朝鲜回国，总理到机场迎接，朱老总把我们接到北京饭店，参加欢迎宴会。我们这一百多人在朝鲜待了8年，做了很多工作，包括交换战俘……”

“文革”中南下广州我冒险走访调查

“文革”期间，张义生借着本单位两派斗争、无暇顾及他的机会，南下广州，来到黄花岗大革命时期的刑场——东教场，仰望高挺的木棉树、火红的木棉花，缅怀周文雍和陈铁军烈士。这里是他们当年牺牲的地方。

说起当年走访、调查陈铁军烈士事迹，张义生坦言自己冒了很大危险，有时甚至像搞地下工作。“当时只能偷偷摸摸地调查、走访，如果被‘四人帮’爪牙知道了，是非常危险的。‘四人帮’正千方百计地攻击周总理，而我所歌颂的又是一位出身富裕侨商家庭的小姐，这在唯成分论的年代绝对是一个禁区。好在我出身好，跟着红卫兵到广东，坐车、吃饭都不要钱，一边体验生活一边搜集素材。我凭着会讲家乡话，在车站就甩掉了‘造反派’的跟踪。解放前我常在广州最大的图书馆门前兜售香烟，知道这里是有影响的人进出之地。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总算发现一个扫大街的广州文艺界名人。我跟他打听陈铁军的同学区梦觉。扫大街的老文艺专家问我为什么找她。我说明缘由。他也不理我，接着扫地，却故意把一个揉成团的烟盒扫到我脚底下。我愣了片刻，环顾四周后把烟盒捡起来，打开一看，上面写着一个地址。这情景跟地下党接头没什么两样，走出很远，我感激地向老人敬了个军礼。第二天，我甩掉盯梢的造反派，按照烟盒上的地址找到区梦觉的住址，却发现家门紧锁，我不死心。第三天又去，正赶上她回家。我说，您是不是区大姐？她说，我在干校呢。显然，她正被监视，不方便和我聊陈铁军的事。不过，她也暗中塞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去找她和陈铁军的老师谭天度。这位中共‘一大’期间的党员。谭天度当年已81岁，红卫兵拿他没办法。老人得知我的来意，非常激动，把陈铁军的故事跟我讲了一遍。我如获至宝，赶紧回京向领导汇报。”

惦记着总理号召的张义生，向单位申请南调，到海南岛采访琼崖纵队。“我后来又调到广东省文联当副书记。有一次，我去广东省档案馆，仅有的一名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张他从档案资料上抄下的两张纸，让我寻找纸上提到的一位人士。我就是通过一个人、两个人逐渐找到一大批和陈铁军、周文雍熟悉的老同志。写完小说初稿，我只能把它锁在箱子里，直到1976年周总理去世。当时我已调回北京，在送别周总理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完成总理‘把周文雍和陈铁军的故事写成戏’的号召。于是，在小说还没有出版时，又于同年开始了电影剧本的创作。1978年，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上映。”

邓大姐提供更多线索让我继续完善剧本

张义生在创作《刑场上的婚礼》时，曾先后得到邓颖超同志、聂荣臻元帅、徐向前元帅的无私关怀和大力支持。当年，张义生和邓颖超的侄女周炳德在一个院内工作。“她把我写作陈铁军和周文雍的事告诉了邓颖超。1977年3月13日，我高兴地得到消息，邓大姐要我把剧本送去。我当即把剧本及录音，又附上人物介绍和故事梗概一并送给邓大姐审阅。4月17日，邓大姐出国访问前夕，特别让秘书周炳德一字一句记录下她的意见。周炳德对我说，把陈铁军的故事写成戏，是总理生前的愿望。两位英雄的牺牲主要是李立三‘左’的路线、盲动主义造成。他们两人牺牲我记得是1928年春天。我记得当时周文雍已离开广州，他原是工人领袖，很有名气，很能干。陈铁军是搞学生运动。他们两人经常出头露面，组织群众，身份是公开的，大家都认识他们。他们当时离开广州之后是不该再回去，但李立三‘路线’让他们回去，肯定就要暴露的。”

邓颖超还回忆陈铁军是如何营救她离开广州到上海的。邓颖超还介绍了一些人让张义生继续南下采访，完善剧本。“邓大姐讲述了陈铁军当年乔装贵夫人救她脱困的故事：当时我正在住院（周炳德话：姨妈是难产住院，孩子也没保住）。有一天，病房里来了一位贵夫人，穿旗袍、戴耳环，走到我床前一笑，我才认出是陈铁军。她急着告诉我，‘我代表组织来通知你，马上离开广州。’我立即从医院赶回住家，发现屋里被特务搜查过，我马上就撤离了。有件事也真巧，特务搜查时，有份电报是恩来从上海拍来的，要我马上赴上海。这份电报没被特务搜去。”

邓大姐还提到陈铁军的妹妹陈铁儿写的一个话剧提纲，“总理当时是搞军事工作，与陈铁军接触要少一些。陈铁军有个妹妹叫陈铁儿。大革命失败后，记得她写过一个话剧提纲给我看过。我是通过陈铁儿写的东西，讲到她家的经济情况，我才知道她家较富有，是个有产阶级。铁军是为了劳苦大众，为了革命离家的，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走向革命的新女性！陈铁军和周文雍感情很好，最后赴刑场才表示了爱情。这个也可写他们用一条围巾把两人的头蒙起来接吻的。”

邓大姐通过秘书转达的意见和鼓励，让张义生感到浑身充满力量。邓颖超告诉张义生，让他设法找找。他再次南下广州，瞻仰陈铁军烈士故居，还见到了陈铁军生前特别亲近的嫂嫂黄汉兴老人，以及一批参加广州起义的老革命。“我见到陈铁军的一些遗物，她喜爱的彩色贝壳、丝线和一枚印章。我随身带着结婚照，特意用陈铁军的印章盖在结婚照背面，以表达对烈士的敬仰之情。此次采访，我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陈铁儿1928年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悼念姐姐陈铁军和周文雍。陈铁军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她妹妹陈铁儿为她当交通员。后来陈铁儿在香港做秘密工作时与丈夫同时被捕。入狱后丈夫先被杀死，她在狱中生下一个婴儿。敌人用老鼠药把孩子毒死后也将她杀害。陈铁儿有一个三岁的儿子，一直在梅县老家的穷山沟里和婆婆生活。入狱后，她写了许多平安书信托友人寄往老家。直到书信断了，老人才知道儿子、儿媳已不在人世。这对革命姐妹花的英勇和悲壮带给我极大震撼，陈铁儿也由此成为剧中的重要人物。”

徐帅、聂帅回忆陈铁军不为人知事

1977年9月21日，徐向前元帅在家中接见了张义生。

张义生动情地说：“这是我1949年入伍后第一次到元帅家里倾听首长指示，自然非常兴奋。徐帅给我提供了重要材料。他说，当年参加‘广州起义’前夕，陈铁军化装成卖菜妇女挑着菜筐为他们工人赤卫队送枪和手榴弹。这些武器就藏在菜筐里，真是雪中送炭！”当面听徐帅回忆广州起义的经过，不仅使张义生对起义和失败的原因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徐帅还为他提供了当年赤卫队的服装和使用的武器，穿的草鞋、吃的菜饭以及生活习惯等许多第一手素材。

张义生说，当年是聂帅从香港到上海第一次向周总理介绍陈铁军、周文雍同赴刑场的英勇事迹，也是聂帅从上海走进江西中央根据地时，第一个把陈铁军、周文雍烈士就义前的合影和悲壮故事带给红军。

在徐向前元帅接见不久，聂荣臻元帅在家中先后四次接见张义生和导演及编剧之一的蔡元元。张义生回忆：“那时聂帅的岁数已经很大了，但他每次接见我们都长达一两个小时。聂帅不但参加了广州起义的全过程，而且还是张太雷牺牲后负责军委工作的领导人。他与周文雍很熟悉。在周文雍第二次被李立三从香港派回广州时，聂帅极力反对。但是周文雍服从组织决定。临走前夕，聂帅曾和周文雍彻夜长谈。”

“后来，周文雍和陈铁军刑场就义，聂帅把当时报纸上刊登的他们就义前的合影剪下来，揣在身上，到上海后把消息告诉了周总理。聂帅说，‘总理一直想写，没时间写。我又不会写。’自此以后，聂帅一直把照片带在身上，直到长征时才丢失。 谈起往事，我看到聂帅在流泪。他反复指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教育青年人很有意义。让青年人懂得什么是革命，什么是爱情？聂帅还动情地赞扬陈铁军斗争很勇敢，不怕死，被敌人抓去又很顽强，到了刑场还表示爱情，这样的女人是不多见，是很了不起的。我按聂帅的指示先后改了几稿，聂帅看完一稿就接见。为了将剧本改得更好，聂帅专门介绍曾参加广州起义的卫生队长柯麟做我们的顾问。”

在4次接见中，聂帅还向张义生讲述了许多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也谈到南昌起义撤退到广东时，如何千方百计将发高烧的周恩来同志护送到陆丰，又如何历尽艰险找来小船，送他到香港住院治疗……

“当我们汇报剧本已送给文化部领导和夏衍、冯牧同志看，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在筹备拍摄时，聂帅说：‘要抓紧拍摄，什么时候拍出来？我要看。你们不要怕犯错误，胆子要大些。有些意见可以听，但你们要有主见。我上次说过剧本看了，对剧本没有意见，剧本是好的。’八一建军节那次接见，聂帅特意穿了一套新军装，心情大好，高兴地与我们合影，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聂帅夫人张瑞华也和我们合影留念。”

对于影片拍摄的诸多细节，聂帅也提出了建议。张义生回忆：“聂帅对扮演陈铁军的演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聂帅说，陈铁军要演得热情、严肃、勇敢。她就是这么个人。陈铁军住机关那场戏，要把她十分担心周文雍的安危，又要忙家务，又很着急的复杂心情表现出来，这样才感人。陈铁军的逃婚、反抗包办婚姻可以写一些。像陈铁军、周文雍这样的故事是不多见的，我一直很感动。当年我在上海把这件事告诉总理和邓颖超同志，他们俩也听得流泪。最后在刑场上是个高潮，一定要演好，不要拍接吻了，不符合东方民族的习惯。周文雍将一条围巾披在陈铁军身上，两人目光深情对视就很好了。枪声响，两人拥抱在一起……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简单的一种表现了。什么时候拍出来，我约邓颖超去看。要拍出陈铁军与周文雍的爱情是建立在革命活动中，他们是忠诚、勇敢、热情的一对。”

“文革”后第一部电影在广州大街拍摄

《刑场上的婚礼》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部在广州大街上拍摄的电影，张义生回忆：“当年把半条街封闭起来进行拍摄。当地居民与香港同胞奔走相告，也让我们感到人民多么敬爱陈铁军和周文雍两位烈士。我也为有幸完成从小说到电影的创作而深感自豪和欣慰。”此后，《刑场上的婚礼》作为建国以来宣扬爱国主义的百部优秀影片一直放映不衰，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公映后，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响，再加上，小说、报告文学的发表，以及后来据此推出的歌剧，陈铁军和周文雍的名字一时间家喻户晓。张义生回忆：“我记得歌剧上演时，几个美国人看了，上台和我们握手，表示要把这台歌剧引到美国。1997年，我与几位志愿军老英雄受邀重访当年我曾战斗生活了8年的朝鲜，没想到许多朝鲜青年也看过《刑场上的婚礼》，他们说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在即将完成《刑场上的婚礼》电影剧本时，张义生就想到这个题材也适宜在舞台上表现。“正巧著名歌剧作家任萍也怀着完成周总理生前遗愿的使命感。他提出把这一题材写成有分量的歌剧。对任萍的建议我欣然同意。于是我们以最大的热情很快就写出了7场大型歌剧《壮丽婚礼》，著名作曲家吕远倾力合作，海政歌剧团很快投入排演。在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全国文艺汇演时，这部歌剧获得了唯一的创作、表演两个一等奖，获得观众的一致好评。”

张义生说，陈铁军、周文雍烈士的英雄事迹一直像火炬照耀着我、升华着我，越是写他们，心里越是有一种慷慨赴义般的激情和豪迈。“世界上为理想付出生命者无数，但拿刑场当礼堂，宣布婚礼开始，唯有陈铁军、周文雍。他们把理想与生命化作满树的木棉花，献给故乡、献给祖国母亲，感动了无数的前人和后人！是周总理的号召，邓颖超副委员长、聂荣臻元帅、徐向前元帅的鼓励，唤起了我的良心。我要用最大的力气、最大的爱一遍遍去刻画、讴歌这两位英雄和先烈！我要用全部的爱和热忱写就一篇篇作品，如朵朵小花散落在祖国母亲的胸前，直到我的生命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