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非必要不出校”是否有必要？“相对封闭管理”如何落实？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狄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赵罡做客北京卫视《老师请回答》节目，回应大学校园疫情防控常态化热点话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晨光通过视频连线参与现场讨论。

从科学的角度理解“非必要不出校”

北京自8月15日起启动秋季高校返校工作，截至目前，50余万大学生已回到校园，各高校正逐步恢复教育教学秩序。有的家长和学生询问，电影院、地铁等公共设施已经正常运营，为什么教委还要倡导大学生“非必要不出校”？

对此，吴尊友表示，政策出来以后确实社会反响很大，尤其是大学生们会觉得是被限制住了，但回顾北京新发地的疫情、大连的疫情和乌鲁木齐的疫情，当第一个病人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一定范围的传播扩散，这时再进行防范已经晚了。“如果发生疫情，在传播链的调查中涉及到学生，学生又是学校里传播链的源头，就会给学校带来防控和管理上的困难，会非常麻烦。”

他说，从1月到6、7月，各项防控措施都在落实，但北京、大连、新疆都发生了没有预计到的突如其来的聚集性疫情，也不能保证它未来不再发生。我们只能保证发生以后能尽早发现，能够把规模控制在最小的范围。

作为学生来说，目前按照教委和学校“非必要不出校”的规定执行，是非常有利于疫情控制的。如果真的发生疫情，你要是成为学校疫情传播链的源头，会感到自责。所以大家应该从科学的角度，从担当起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理解这项政策，能够接受，并且能够很好地做好宣传。

大学生维护好卫生健康不是个人的事

有学生提问，倡导“非必要不出校”是否是对大学生群体的一种“歧视”？

对此，狄涛回应，“非必要不出校”希望能成为学生的一种自律。高校的防控与社区和中小学不同，高校最大的特点是集体生活，同学们不仅吃在一起，而且住在一起，社区防控中行之有效的手段——戴口罩，在宿舍生活中很难完全落实。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就要从源头上减少感染病毒的可能，这也是倡导“非必要不出校”的基本考虑。

疫情期间，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的一位学生做了校园疫情传播的模型，就是如果有感染者进入校园，没有及时发现，那么大概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可能就会造成聚集性的爆发，后果不堪设想。相比这样的后果，校园防控的要求要更严一些。狄涛表示，当代大学生生活在校园里，卫生、健康既是个人的事，也是集体的事，是学校的事，也是国家的事，应该主动地承担起这样的责任，主动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在自律的基础上，把“非必要不出校”变成一种自觉。

从近期北京高校学生回到校园的实际情况看，广大师生对学校防控措施总体是理解和支持的。一些学生在网上确实有些情绪，这其中既有部分学校政策宣传不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有个别学校执行政策存在僵化、一刀切的现象。教育部门要求学校设身处地体验学生的生活，动态地调整防控措施，同时充分沟通，形成师生共识。

倡导“非必要不出校”于法有据

有人问：倡导“非必要不出校”，从法律层面上讲是否属于违法行为？

王晨光解释，应该从现在面临的现实的公共卫生危机角度看这个问题。我们面对的仍然有疫情风险，而且风险的严重程度很大，现在并没有解除国家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的防控阶段，也就是法律上讲的“应急阶段”。现在只是进入一个新的防控阶段，叫做“常态化防控阶段”，零星的、小的区域疫情仍然可能存在爆发，不能掉以轻心。

应急状态一定会有一些措施和一般的正常状态不一样，这些措施会限制人的某些自由，但是有法律根据。比如在高铁上、飞机上要戴口罩，要控制人数，有严格的出入境管理等，这都是为了防范疫情的复燃。

在这种情况下，各学校恢复开学，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功，但是不能掉以轻心。要防微杜渐，从小处做起，这也是每一个公民，包括在校大学生应尽的法律义务。在疫情防控的时候，要有一个平衡，哪些是更大的利益，哪些是暂时可以受到限制的一些自由，从这个角度讲，疫情防控的所有措施都是依法有据的，当然各个学校还要有更精细化、灵活的一些举措，这也是需要的。

尽量减少对学生正常生活的影响

“非必要不出校”要求下，学校应该如何保障学生的日常生活需求？

赵罡介绍，北航目前采用审批出校门制，老师也是审批制，要离开北京也要审批。“所谓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学校经过了反复讨论，比如学生就医、面试、理发等方面，这些我们认为非常合理。”

如果是因为采购的原因出校园，一方面校内超市加大货物的种类，能在学校解决就在学校解决。而且现在学生习惯于网上购物，北航也在学校多设快递点。另外，学生审批的过程并不像想象的很复杂，而是手机安装一个小的应用程序，点完后可能十分钟就已经回复，不会对正常安排造成影响。

□本报记者 任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