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胎、制形、掐丝、上釉、成型……不容瑕疵、不求捷径，他用时间造物，工作台前的每一缕呼吸，都像是把生命注入那流光溢彩的珐琅器；茶罐、香炉、食盒、表盘、花瓶……不论大小、不分形态，他用手艺说话，陈列柜上的每一件作品，无不散发着他挑战景泰蓝制作极限的决心。

在  北京通州，“熊氏珐琅博物馆”安静、低调地坐落在路边。没有巨大的匾额招牌，不用招摇的建筑风格，院门紧闭的博物馆，叫人很难相信，里面，竟是一座琳琅满目的珐琅王国。直到推开博物馆的门，点亮陈列区的灯，那一众巧夺天工的作品便如同有了生命一般，一时间似璀璨星河，全部倾泻进观者的视线。既有龙盘虎踞、又有梅兰竹菊，栩栩如生的是林间待开屏的翠尾孔雀，宛若天成的是凛冬里一枝独秀的梅花傲雪。在这些器物的主人熊松涛眼中，“一瓶一罐一世界，一笔一画皆故事”，观其色、赏其形，每个瞬间都像是一首诗，每个画面都像是一场梦。

一座花丝厂，三代手艺人

“我家做珐琅，是从我祖父那辈开始的。”民国时期的珐琅工艺界，“德兴成”、“老天利”等作坊规模大、手艺高、名声显赫，熊松涛的祖父熊继伍，当时为了能够养家糊口，便成为了“老天利”的学徒。“那时学这门手艺，要很长时间才能学成。”熊松涛介绍，那时学做珐琅，制胎、掐丝等全部流程都要融会贯通。熊继伍做了三年学徒，做了三年师父的帮工，又过了六年后才开始独立制作一些作品。

后来，中国战事纷繁，社会愈发动荡，受到冲击的“老天利”等作坊也越来越不景气，熊继伍便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通县靛庄村务农，但他并没有让这门手艺在时代的大变迁中湮没，他将自己学艺的点点滴滴，全部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熊松涛的父亲熊振江。

1969年，熊振江的朋友在北京首饰进出口总公司工作，他告诉熊振江，那时珐琅在国外有着相当的市场，如果熊振江能够对接一些出口加工业务，还能为国家创汇。为此，熊振江创立了一个无名的加工作坊，工人都是靛庄村的村民。为了能够让工人尽快熟悉业务，满足加工速度和数量的需求，同时又不影响工艺的质量，熊继伍按照制胎、掐丝、点蓝、打磨等流程，将自己制作珐琅的手艺分开传给了工人们。熊松涛说，那时候珐琅交易的价格很低，一个小珠子，在国内也就卖七毛、八毛、一块二左右，他们将出口价格提高了，也不过三四块钱。无名作坊坚持了七八年，做了很多花丝的作品，后来便建了厂，取名“靛庄花丝厂”，一干就是几十年。

1994年以后，民营企业有了自行出口权，靛庄花丝厂是北京市最早拥有自行出口权的三家民营企业之一。1998年，大学毕业的熊松涛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来到靛庄花丝厂，开始了他的匠人之旅。

断贸易痴梦，续珐琅香火

出生在珐琅世家的熊松涛，童年的全部记忆都与靛庄花丝厂交织在了一起。“每天放学后，我都要回到厂里，在一个小板凳上写作业，父母便会一边干活一边指导我学习。”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各类流程都略知一二，“铜丝该过火了”、“别用凉水激”等专业术语也能脱口而出，珐琅制作的点滴细节就如同掐丝一般牢牢嵌入了熊松涛年少的心里。上小学时，当读到课本上一篇叶圣陶所著的《景泰蓝的制作》时，熊松涛十分骄傲与自豪。“掐丝、上釉等专业用语我全都懂，老师提的问题我也都能回答上来。”

然而，熊松涛并未想过要从父亲手里接过这门手艺，甚至在一开始有些抵触的心理。“我大学学的是贸易专业，1998年毕业后，自己的想法是开一家贸易公司，当时也找了一家贸易公司去上了两个多月的班。”熊松涛笑言，即便是自己做着“贸易梦”的期间，也从未想过要把家里的珐琅产业纳入自己未来的贸易范畴。可面对儿子美好的梦想，熊振江的态度很坚决，他不能让“熊氏珐琅”没有传承人。熊松涛至今还对父亲当时说的话记忆犹新，他回忆道：“父亲对我说，一个家族，一门手艺，传承的不光是技术，更重要的是这个行业的经验，这类作品的经验。你想把这个器件变成景泰蓝，该怎么做，做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又该如何去妥善解决，是要依靠几代人的耳传心授。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如果我不继承下来，这门传统手艺便会断了香火。”熊松涛最终听从了父亲的建议，走进那个陪伴他长大的靛庄花丝厂，成为了一名学徒。

炼独门绝技，成万里挑一

熊松涛坦言，刚开始做学徒时，自己只是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地学好基本功，并没有对这门手艺产生多高的兴致。但在珐琅工艺的传承与创新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并扎进其中的他逐渐发现了珐琅工艺的博大精深，更佩服前辈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焊活”，指的是依靠高温，通过焊粉的熔化将掐的丝焊接在胎体上，形成一体。熊松涛介绍，现在的“焊活”，使用的是气泵，简单快捷；而过去的手艺人，靠的却是用嘴吹。“用酒精炉或是煤油罐，搭上一根管儿，前边儿有一个小孔，人通过吹气儿把火吹过去，来完成焊接。”熊松涛说，“但这要求手艺人要会换气，用鼻子呼吸的同时，嘴要均匀出气儿五分钟、十分钟，或者更长。”

熊松涛还表示，过去的焊粉，都是把银质的大洋烧熔，配以铜和其他合金，进行勾兑后挫成粉末。而现在的焊粉，各种金属需要加多少比例更易熔化，也已经成为了“熊氏珐琅”的“秘方”。除一些独特秘方外，熊松涛还在工艺上达到了很多前人没有达到的高度。传统的釉料不透明，通过加入绿松石等玉石原料进行调整，熊松涛研制出了透明釉料；焊接的金丝银丝薄到打火机便能迅速烧熔，加入什么样的保护剂，使这道工序在气泵喷出的猛火中保持稳定，让丝与胎体迅速融合在一起，一样是熊松涛解决的难点；在打磨工艺上，现在的“熊氏珐琅”已经实现了用肉眼看不出划痕；而有效规避传统景泰蓝存在的“砂眼”问题，更成了“熊氏珐琅”的拿手绝活。对此，熊松涛解释道，“砂眼”指的是釉料里有气泡，在高温烧制过程中仍不易排出，在打磨过程中磨破了，而传统的景泰蓝，“十蓝九砂”。熊松涛除在釉料的结晶度上做了文章，还实现了让“砂眼”最小化，让肉眼很难看到。这道工艺，熊松涛谈起来充满成就感：“在这个行业内，除了我们，没有人能够解决。”而这些用时间和双手练就的成就感，也把熊松涛与景泰蓝牢牢地拴在了一起。“可能从事其他行业能够创造很多财富，可是在这一行内，我有着别人体会不到的乐趣。”熊松涛认为，只有在一门手艺上取得成就，抑或是想要开辟些新领域，才是让手艺人产生兴趣、调整工艺的“良方”。

一块珐琅表，一个中国梦

2001年，熊松涛有了自己的一些新想法，尤其在制作首饰和珐琅表盘方面，产生了浓厚兴趣。当时，很多国外的名表都有珐琅的表盘，可在一些杂志上，熊松涛发现这些品牌把珐琅表盘的制作宣传得异常有难度。“我清楚地记得他们说，这珐琅表盘，全世界不超过十个人能做，而且都是在瑞士和法国。”熊松涛当时就有点不服气，他认为，中国的珐琅传承了几百年，有着鲜明的特点，他相信自己也能把这种工艺应用到表盘上。他说：“我认为，‘熊氏珐琅’是家族的，更是民族的。”为了争一口气，熊松涛较起了劲，向珐琅表盘发起了冲锋。

此后，围绕珐琅表盘，熊松涛开始致力于研究新工艺，并接触了“北京牌”等手表厂，与他们进行工作上的合作与沟通。这场旷日持久的研究足足历时五年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失败，耗费的金银材料更是不计其数，每年的投入都要五六十万元左右。2006年，熊松涛终于迎来了里程碑式的成功，他与北京手表厂合作，研发出了一款“全珐琅”手表。为了显示工艺的独特性和技术的先进性，这块手表没有表盘，而是用全珐琅机芯去展现和代替。也就是说，表里面的零件，能用珐琅代替的便全部代替了，因此这块表也被赋予了一个诗意的名字——蝶恋花。“蝶恋花”被送到瑞士展览后，因制作工艺史无前例得到了很多同行的赞许，可没人知道熊松涛到底花费了多少精力。他说：“这块表从研发到制作成功，我足足花了三年时间。”

“重剑无锋”。实现中国珐琅表从无到有的熊松涛，在后来的日子里，有过不少难忘的国外经历，而这些经历也让他意识到，想得到外国人真正的尊重，就要依靠绝对的实力让他们认可自己的工艺。2007年，为了让更多的欧洲人认可和推广自己的工艺，熊松涛参加了巴塞尔表展，把做好的珐琅表盘装在集邮册里带到了瑞士。当熊松涛将作品呈现给一名品牌负责人时，却被对方轻蔑地认为是“低温珐琅”。熊松涛清楚地记得对方不屑的样子，这让他心里非常不舒服，感觉受到了侮辱。珐琅表盘制作几十枚才成功一枚，每一枚都价值不菲，熊松涛当场掰断了一枚表盘，让对方再次察看。低温珐琅掰断后只会出现裂痕，而硅酸盐性质的高温珐琅，掰断后断口会非常锋利。对方大吃一惊地发现这是高温珐琅后，又追问为何没看到杂质或“砂眼”，熊松涛当即表示，对方用的是普通的十倍放大镜，无法看到。对方拿来四十倍的放大镜，果真看到了“砂眼”，立马转变了态度，忙叫人上咖啡，开始商谈合作事宜。

在“熊氏珐琅博物馆”二层，密密麻麻地悬挂着1000多个失败的珐琅表盘，这些表盘不是“砂眼”，便是崩蓝，还有的中间凹、四周高。熊松涛表示，这些失败的表盘，光是焊接剂便耗费了几十公斤白银，而制作这些表盘所耗费的所有材料，光白银就耗费了上百公斤。将这些失败的表盘放置在醒目的位置，是为了提醒自己，做这门手艺要时刻保持迎难而上的作风，同时也鞭策自己，在制作工艺上追求卓越、精益求精。

慢工出细活，艺术皆有根

谈到珐琅制作的难度，熊松涛指了指不远处的一款珐琅食盒，这款珐琅食盒很特别，表面十分干净，没有任何掐丝工艺。熊松涛表示，掐丝的景泰蓝制作难，一根丝都没有的景泰蓝制作也很难。“就如同你盖房子，没有一根钢筋，还想要让混凝土结结实实不倒塌一样，胎体的薄厚不均匀，没有丝的结构支撑，很容易导致崩釉。”他又拿出了一个制作精美的小茶叶罐，烧的是“梅花傲雪”，点点银星在釉体上自然分布，让“白雪”立体灵动，似翩翩起舞，而梅花也从罐体延伸到盖子，像是自然生长一般。熊松涛说：“做这个小罐子，我用了三四个月才完成。传统工艺，难就难在不能漏掉任何环节，还要在每个环节吹毛求疵。”

熊松涛同时认为，包括珐琅工艺在内，艺术皆有根源，皆有原则，没有根源和出处的艺术和那些动机不够纯粹的艺术就像是无根的浮萍一样，经不起时间的推敲和岁月的打磨。“曾有很多人找我聊过，想让我将‘熊氏珐琅’商品化，流水线化，我都拒绝了。我认为，如果为了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必定会要求更高的商品生产率，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就只能偷工减料，那样便背离了我选择踏入这个行业的初衷。”熊松涛说，“另外，制作珐琅，还要多看名家画作，通过参照引发灵感，让多元化的智慧融入自己的作品里。试想，如果想写好毛笔字，却从不临摹字帖，只是无根无据的凭空乱写，我认为那不叫艺术。真正的艺术，尤其是传统艺术，要有形有影，有理有据，更要守住‘人间正道’，把正能量注入自己的作品中。”

大器亦无声，大匠亦无形

作为中国工会十七大代表，熊松涛感慨，国家正在高度重视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现在的社会很浮躁，很多年轻人干了两三年便换了行，我认为，不光是干手艺才算匠人，你一辈子只钻研一件事，也可以说是匠人。我才干二十年，也不算匠人，只能说是手艺人。”熊松涛表示，每次在故宫等地看到那些珍藏的珐琅器，都让他的心灵无比震撼。“那些工匠的工艺是我现在远远达不到的，在我看来，工艺的高度没有止境，这也是激发我不断提升自己的根源。”

“其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这里面你需要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宣誓，也不是空穴来风的吹嘘，而是脚踏实地的作风和平凡的心态。”走进熊松涛的靛庄花丝厂，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作台，和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工人们。这些工人每天都会重复着一项工作、一个流程，当他们下了班去接孩子放学的时候，路人很难将他们与最终成器的珐琅精品联系在一起。而熊松涛每天也像这帮工人一样，重复着花丝厂与博物馆间两点一线的生活。在这些人眼中，精品无需发声，工匠亦是凡人。用平凡的心态，做实每一道工序，才能造就作品的天人合一。

制作景泰蓝，从无知到懵懂、从成熟到升华，熊松涛始终相信“熟能生巧，巧能生精”。他将那些天人合一的工匠与作品视为表率和典范，用一辈子的时间在景泰蓝的世界里“摸爬滚打”，不断在新作品中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在他看来，自己对景泰蓝的痴情，不仅代表着自己的原则和家族的寄托，更代表着一份文化自信，为“中国梦”点缀着瑰丽的色彩。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