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小喜爱听岳飞、包拯、杨家将的故事，进而对宋史情有独钟；官方的“弱宋”定位，让他决定走进宋史，探究宋朝兴亡的缘由；他著史百万言，宋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让他钦佩，他赞叹宋朝文治之盛，古今罕见，实为“盛宋”；他倾心改革，对内忧外患下走上改革舞台的王安石，给予了极大的赞美；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在改革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之际，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家精神和勇于担当变法精神，依然值得今人学习。他便是历史文化学者——陈胜利。

喜爱宋朝人物进而迷上宋史

陈胜利出生在湖北黄冈，历史上苏轼曾被贬黄州，留下了大量诗词，像非常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还有“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等著名诗词都做于此处，这样一种英雄主义的豪迈深深印在了陈胜利儿时的脑海中。

“我对历史的好感与一连串的宋朝人物分不开，像精忠报国的岳飞、铁面无私的包拯，还有杨家将的故事、水浒传的故事，更不用提风流人物苏轼；这些人物让我对宋朝历史有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亲近，我一直认为那是一个遍布英雄主义的辉煌时代。”陈胜利感慨地对记者说。

对历史的爱好，让陈胜利有了宽容通达的性情。

后来上学接触到的历史教科书里，宋朝却是积贫积弱、冗官冗兵冗费问题沉重，对外战争屡屡败绩，一退再退的“弱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一直想去触摸真实的历史，看看宋朝文治武功究竟是怎样的。”这样一种盘旋的疑问，最终引领着陈胜利进入宋史研究的行列中来。

大约从2009年开始，陈胜利开始系统地研究宋史，他广泛涉猎有关宋朝的史料，像《宋史》、《全宋笔记》、《宋史纪事本末》等，此外还大量阅读了宋史研究专家们的著述，他试图揭开宋朝那层神秘的面纱……

名为“弱宋”，实则“盛宋”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以史为鉴，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所谓历史，其实有两部：一部是记录在史书中的历史，一部是历史本身。当历史烽烟散尽，那些深埋于‘千秋纸上尘’中的事实与真相，能够水落石出吗？而探究这其中的真相，成为我心头最大的愿望。”陈胜利感慨地告诉记者。

陈胜利说，宋朝开国皇帝将“不杀士人及上书言事者”列为祖宗家法，君臣共治天下，文治之盛，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当然，重文抑武的国策也让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始终处于非强势状态，胜少败多……面对国家内忧外患，范仲淹、王安石先后起来组织改革与变法，这里面都有哪些得失优劣？值得深思。

从2013年陈胜利开始写作《弱宋》，随后又开始写《当改革遇见王安石》，他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有出处，有来源，要客观慎重；同时，他也认为历史要走进人民中间，所以历史著作在保证客观、审慎的同时，通俗化非常重要。在写作这两本书时，陈胜利就努力在严谨冷峻之上，做到了叙述通俗、引人入胜。

在数年的研究中，陈胜利对宋朝有了一种很深的崇敬之情：“在杀伐、武力、开拓疆土方面，宋人留给后人能够自矜的功业很少；但在国家治理，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精神与文化之域，宋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故事，所谓的‘弱宋’，其实堪称‘盛宋’，宋代缔造了中国古代社会巅峰时期的灿烂文明。”

宋朝士大夫精神的三座高峰

在所著宋史研究里，陈胜利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有一种精神——为了实现某种家国理想而肯放下一切，而这便是宋朝士大夫精神最核心的解读，“宋朝士人有三座精神的高峰。范仲淹是第一座精神高峰，他几经沉浮，数遭贬谪，但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宋朝士人的精神引领者，可以说，没有范仲淹，就没有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和文天祥坚持抗元。”

陈胜利认为的第二座精神高峰是王安石，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巨大勇气，为了富国强兵，纵然遭受多大艰难，也不放弃，而自己却一生清廉，他的品行在宋史上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而文天祥则站在了宋朝士人精神的最高峰，面对元人的威逼利诱，陈胜利说，只要他稍微弯弯腰，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便纷至沓来；但是，他始终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他的生命历程、人格精神，他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境界，都是对宋朝士大夫精神最深刻、最完美的诠释。文天祥以状元的才情，名相的气度，舍身取义、杀身成仁的生命意志谱写的一曲《正气歌》，与屈原的《离骚》、岳飞的《满江红》一样，光耀千秋，是民族精神的伟大赞歌。

“而这样一种士人精神，构筑成为中华民族最不屈的精神脊梁，每到危急时分，便发挥其巨大作用，挽救国家与人民于危难，成为中华民族最让人赞叹的精神丰碑。”陈胜利深情地说。

如今，陈胜利第三部宋史作品正在写作中，在这部作品里，他以“兴亡”为探究的主题。

“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从蒙古在世界征服的角度来探讨宋朝兴衰存亡的原因，比如宋朝是否真的是亡于重文抑武，还是有别的原因，这里面有哪些故事，有哪些道理，又有哪些思考，应该是十分有趣的。”

在多年研读历史的过程中，陈胜利性情越发温润、通达，他说，很多历史人物，有光辉的人格魅力，还有对理想、对情怀的坚守，这往往让他心有戚戚焉。而这样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又让人感慨之外，是深深的感动。

劳动午报记者对话陈胜利

改革的成败与否，取决于是否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午报：您多年来研究宋史，著作百万言，说到宋朝名人，在两宋乃至整个封建王朝，民间最耳熟能详的恐怕是“包青天”包拯，后来很多清官断案的故事都附会到包拯身上，他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箭垛式人物”，谈谈您对此种现象的看法。

陈胜利：包拯“立朝刚毅”，凡以私人关系请托者，一概拒绝，因而将东京治理得“令行禁止”。在他以天章阁待制职任知谏院时，弹劾权贵，“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包拯在社会享有盛誉，因而人们广泛传诵他的事迹，并加以理想化和艺术化，衍生出许多轶闻传说。

包拯屡屡在仁宗面前犯言直谏，有时，唾沫星子都溅到仁宗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要接受他的建议。像这样敢谏和善于纳谏的君臣，宋仁宗和包拯在历史上绝对大名鼎鼎、屈指可数。而包拯能够出现在宋朝，也跟宋朝将“不杀士人及上书言事者”列为祖宗家法有关。宋朝厚遇文人，这对提振士大夫精神起到了极大鼓舞作用，宋朝士人渐渐积蓄起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追求，而包拯正是忠孝两全、“敢于为民请命”士大夫精神的完美诠释者。

午报：在宋史中，你花了很多心力研究王安石，王安石也是您认为非常具有士大夫精神气质的，请谈谈您对王安石主导的变法的理解？对王安石改革的评价？

陈胜利：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为了富国强兵，王安石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开始了王安石变法，前后持续十六年之久，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改革之一，也是争议最大的改革。主要措施有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变法以财经改革为核心，兼顾军事与科举改革，强化了政府对商业的干预，并试图开创借助金融资本扩大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的改革之路，来实现富国富民，可是，神宗去世，保守派上台，改革最终失败。

在所有新法中争议最大的青苗法，王安石最早在鄞县的试验也很成功，但在全国范围推广，并且以“一刀切”、无差别的形式实施，其难度可想而知。青苗法以信贷之法助农，初衷是好的，但是地方官员在执行过程中行为粗暴，强制借贷，或者借机寻租，反而加重了百姓负担。

此外，免疫法的设计同样有合理的动机，这种纳钱免疫、雇佣计钱的货币化改革取向，不仅有不夺农时之利，而且有助于削弱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促进雇佣关系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但宋朝社会经济总体上仍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出钱免役仍会加重百姓负担，最终加剧农民贫困。

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但是王安石没有失败。王安石超前的财经改革思想，令他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政治人物。王安石“矫世变俗”的抱负，“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清廉自守的品格，寄情山林的本色，以及卓越的文学成就，令他光耀千古。

午报：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你认为王安石变法留给我们哪些重要启示？

陈胜利：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认为，不能简单地将王安石变法与当前的改革开放进行类比。但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改革，王安石变法仍留给我们诸多宝贵遗产。

首要的遗产是除旧布新、敢为天下先的改革精神。以“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代表，王安石变法中大胆革新的改革精神十分可贵，毕竟，在一个崇尚中庸、稳定的传统儒家社会里，改革思想并不是主流观念，但是带有利民、一定民主思想的改革是对中国隐含很多矛盾的稳定社会某种程度的修正，是值得肯定和传承的。放眼世界，改革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正在成为一种世界潮流。

其次，作为改革家的王安石的政治修养和改革家精神也具有时代意义，王安石的忧患意识、问题意识很强，他以天下为己任，为官清廉，生活简朴，这些优秀的品质值得现代从政人员学习。这一点也是跨越时空的。

王安石变法最大受益者是中央财政，但最终也没有实现根本意义上的富国强兵，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等虽然打击了社会上层以及既得利益者——皇室成员、宦官、大商人、放高利贷者等，但同时增加了下层人民的负担，留下了聚敛、扰民的恶名。

王安石变法的时代启示意义：让大多数老百姓受益，不仅是改革的最终目的，更是改革必须遵循的最重要原则。只有让大多数人受益，改革的推动力量才能由上层的一小部分，拓展到广大民众，使支持改革的力量越来越强，反对改革的力量越来越弱，进而形成强大的不可逆转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反之，老百姓没有得到实惠，他们不支持改革，改革便难以成功。

记者手记：

改革者舍身求变的精神资源

永远熠熠生辉

花了两天的时间，读完了陈胜利先生的《弱宋》和《当改革遇见王安石》，史料详实，逻辑严密，客观，审慎，不少地方很有深度。

宋朝有的时候，像我们身边某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她重文轻武，君臣共治天下，士大夫气节、文治之盛，古今罕有。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四大名著之《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的雏形全在宋形成。更不用提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单是苏东坡之文采风流，就足以让大宋熠熠生辉。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辉煌的宋朝，冗官、冗兵、冗费始终掣肘国家的发展，而在和西夏、契丹、金、蒙的战争中屡屡败绩，几次被兵临城下，国家从北迁到南，崖山之战后，319年国运气数殆尽。

对国家矛盾丛生之际主持变法的王安石，陈胜利先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陈先生探寻了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缘由，比如急于求成，用人不当，神宗摇摆不定，变法决心不够坚定，还比如变法初衷是富国富民，但在特殊的国情下，富国富民都实现不了，于是变法内容应该做如何调整，尽量赢得多数人的支持等等。陈先生甚至推测王安石变法要是成功了，历史是不是会有另一番不一样、惊天动地的走向？

历史是民族的记忆，对于这种记忆，在透心凉的观瞻后，是深深的怅叹。在无数的思考后，我渐渐明白，作为历史长河中的历史人物的选择有无数的偶然性，但是这偶然性中有着某种必然性，即使当时能够分身有术，选了不同可能性，最终的结果也可能是百川归海、殊途同归。

或许真正的真相是，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张安石，或者李安石，谁来主导变法，挣扎的长或短，最终也难以挽回宋朝败亡的命运；或者可以这样说，当王朝这驾马车在时代、制度、社会、人文等各种综合条件作用下，经历了繁荣、巅峰，必然要向命定的下坡路奔去，像一株植物限定的生命，任何急就章式的改革或变法，可能有延缓的功效，也可能越折腾，越加速了马车奔向深渊的速度。

人生注定是缺憾的艺术，历史也是。

但是，那又如何，在时势面前，以天下为己任的王介甫，那样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热切、执着和献祭式生命付出，足以名垂青史，成为冰冷史册上一抹生动的色彩。

是啊，“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之后，庶几无愧。”或许后世文天祥的这段绝命书，能够让王安石九泉之下也会深深认同。而鲁迅“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的总结，则是对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士大夫精神最精到的注解、最深邃的赞歌。

□本报记者 余翠平/文 孙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