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祖早在1985年就发表了他的文学代表作长诗《啊，黄河》，于文坛傲然崛起，跻身为那个年代的知名诗人、作家之列。但不久他就主动放下了发展势头无限好的诗歌创作和在文学创作上的冲锋，转而全身心投身于媒体和文化产业的工作，一晃30年过去了，2016年2月，他被上级任命为中国数字文化集团公司总经理，由此再登人生新高，掀开了他人生履历的又一新篇章。

插队时考上大学，毕业后成为中学教师

虽然履新文化央企总经理颇值得恭喜，但陈建祖却一脸的淡然，他似乎很怀旧，更喜欢谈以往的人和事，特别是关于文学的话题——在内心深处，他更愿意在骨子里把自己定位为一名诗人。

陈建祖1957年生于太原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16岁高中毕业，当了两年多农民，之后又当了两年多工人，这期间，他当过团支委、民兵小分队指导员、生产队副队长。从小讷于言、性格非常敏感的他，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多历练，不但性格变得开朗了，表达能力增强了，且卓有成效地提升了组织协调能力。1977年，陈建祖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举国上下报考者达570多万，录取名额为24万多，成为命运的幸运儿“新三届”。

陈建祖表白，“虽然雁北师专比较偏僻，但在桑干河畔，是个读书的环境，我在当中得到了系统的文学训练。”郭沫若、矛盾、巴金的全集，王力的四卷本《古代汉语》，以及等等，他在学校里都认真读过，尤其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众多中外诗人的诗歌名篇，更是强力地吸引着他。在雁北师专的三年里，如鱼得水的他累计借阅的图书有三百多本，尤以诗歌类作品为最多。不过那时兴趣广泛的他在诗歌创作上并没有全力以赴，而是把重心放在博览群书和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方面。他对文艺理论也产生了兴趣，曾经把巴人所著的《文学论稿》（当时尚属禁书）抄写了一遍，还曾在一个假期没有回家，把一个苏联女学者1954年在人大首次开设向的《西方美学史》誊抄了一遍。学校里成立的朝华文学社他也积极参加筹建，并担任了文学社秘书长一职。陈建祖和他的同学们对时事也很关注，他甚至还清楚地记得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那天晚上，窗外寒风呼啸，他和几十个同学全神贯注聆听广播公报的情景。

1981年4月，大学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太原一所中学任教。身份固然已经从学生变为教师，但陈建祖的课外生活依旧如学生时代那样丰富，他一如既往积极活跃在文学活动的各种现场。他先后结识了《山西文学》诗歌组组长文武斌、山西诗人周所同、秦岭等人，并在他们的引领、提点下走上诗歌创作之路，诗艺也获得长足精进。朦胧诗代表人物舒婷的《会唱歌的鸢尾花》在《长安》杂志刚发表出来后许多人都表示看不懂，陈建祖就在太原文化宫为众多诗友讲解了一晚上。又比如他参与了山西大学北国诗社的筹建，并曾和当时的社长李杜一起跑到北京组稿，见到了朦胧诗主将北岛、杨炼、江河及画家马德升、曲磊磊等并和他们进行了热烈的交流。陈建祖还记得到前门西打磨厂胡同寻北岛不遇，第二天北岛找到两人住处与他们聊了一上午诗歌的情形。1983年底，陈建祖通过考试调入《太原日报》担任副刊编辑，主管作品版，由此开始跻身于专业文学圈子，他人生中的创作高峰也随之而来。

才华横溢，冲顶诗歌创作高峰

1977年，陈建祖在一家地区报纸发表了处女作，一首四行的新诗。1979年12月7日，在《山西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小说《老二黑离婚》的评论。1980年，在大同的《云岗》杂志发表小诗两首。1982年，在《山西文学》发表诗歌《讲台上的骄傲》。1983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诗人潞潞的评论《年轻的小号》……这样的起步是很多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都曾有过的经验。不过陈建祖认为自己真正的创作是在1983年才开始的，也就是在朦胧诗热潮渐退与寻根文学随之崛起的交替之际。这一年，他的四五十行长的诗歌《啤酒农民的欢乐》在《山西文学》上发表。这首得意之作品是诗人当年在火车餐车上看到几位农民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谈论世界杯，有感而发创作而成。第二年，该作就喜获由山西省政府主办的首届赵树理文学奖。1984年，正在谈恋爱的陈建祖还创作了一首题为《七月七》的诗，这首30多行的诗是他受恋人启示，灵感奔涌，一挥而就的。他说，这也是他的重要作品，“张力非常大，在当年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仿佛要冲决一切。”

1984年到1985年期间是陈建祖诗歌创作的高峰阶段，他回忆说：“1985年是寻根文学的一个根本节点，对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我写了大量作品，比如陆续在《诗刊》发表的《哀鸿》《雪线》《潮汐》等，《云岗石窟》《五台山》等等，都创作于这一年。特别是以寻根文学为创作背景的我最重要的代表作《啊，黄河》，也写于这一年，这首长诗凝聚了我很多心血。”1985年初春，刚结婚两个月的陈建祖和同道张锐锋随《话说黄河》系列广播专题片摄制组沿着黄河行走，两人负责片中散文部分的撰写工作，和大家并肩走了一个多月，跑遍了山西境内700多公里的黄河沿岸的最重要的文化结点。正是这一行程为陈建祖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素材和情感积淀，于是他彻夜未眠，激情创作5个多小时，终于在黎明之前创作出这首以中华民族母亲河为抒情对象的长达300多行的力作《啊，黄河》。投稿后不久，《黄河》季刊就在1985年第四期隆重地给予全文刊发！当时的《黄河》季刊以刊登诗坛名家的长诗著称，每期仅选发两位作者每人一首200行以上的诗作。而这一期的长诗作者除陈建祖外，另一位就是朦胧诗旗手北岛，其发表的就是他那首有名的《太阳和他的反光》。

《啊，黄河》一诗大气磅礴、才华横溢，问世不久，即被当时影响力很大的《诗选刊》于1985年第11期在第二条的位置全文转载，而头条位置转载的是青海诗人昌耀的一首长诗。陈建祖在诗坛上的精彩出击，使得很多诗歌界朋友为之注目，纷纷向他表示热烈祝贺。不过1986年春也有著名诗歌评论家陈超在《诗刊》发文对该作提出了批评，认为作品意象太密集、不够节制。

任何作品引发争议都是正常的，朦胧诗初起时所引发的批评、争议之激烈更是众所周知。总而言之，这首诗为陈建祖带来了很大的声誉。1986年，陈建祖应邀参加了由《诗刊》发起组织的第六届青春诗会，像参加第一届诗会的就有北岛、舒婷、顾城等朦胧诗领袖人物，而与陈建祖一同参加第六届诗会的也都是新涌现的名家，如翟永明、于坚、吉狄马加、韩东、宋琳、车前子、潞潞、张锐锋、阿吾、阎月君、李晓桦等人。

由此，陈建祖和他的山西诗友潞潞、张锐锋、郭志勇乃被评论界誉为“晋阳四怪，黄河诗派”。不过谁也没想到，陈建祖在诗歌道路上的冲顶竟然在这个时刻戛然而止！回想起来，陈建祖表白：“当时我对自己的创作产生了一种迷茫，觉得重复下去没有意思，就停笔不写了。之后，巅峰期就过去了，以后也一直没写了。回想起来，我的创作生涯非常短，就那么几年。”当时，《星星诗刊》《人民文学》等名刊大刊都纷纷跟他约稿，但他手上却没有新的作品可以提供了。“都说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期，在20多岁到30岁之间赶上那个时代，我感到非常幸福和充实。人生有那么几个阶段处于高峰期，甚至还在其中起到了那么一点作用，这使我感到从容、知足，应该说，这样的人生经验也奠定了我后来的很多东西。而且不管年龄怎样增长、世事怎样变迁，心里的情怀不变，文学在心中就是圣地。”

大刀阔斧，打造《山西商报》的辉煌

不过，陈建祖虽然中断了自己的诗歌写作，但整个八、九十年代，他的重心还是放在文学上。他在担任《太原日报》副刊部编辑、副主任、主任期间，把副刊的版面和内容做得生龙活虎、风光无限，比如积极开展文学打假活动，比如刊发一些有分量的评论和随笔等等，而他主持的“双塔文学”也成为当时全国最具影响的“三大副刊”之一。

1988年，陈建祖在全国众多报考者中以优秀成绩考上北大中文系作家班，与作家张欣、马丽华等38人成为燕园同窗，而他在入学之初的选举中以票数最多当选为班长。在他的印象中，北大中文系对作家班的同学们特别好，除本科的文学课程外，还安排有特别的写作类课程，严家炎、谢冕、孙玉石、钱理群等名家都曾为他们授课。1990年，陈建祖怀揣北大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回到太原，继续之前的报人生活。但此时的他，经过整整两年的充电，身体和头脑里显然已蕴藏了巨大的新能量。

1999年，陈建祖被委以重任，负责筹建《山西商报》并担任总编辑一职，毅然挑起了办好一份走市场化道路的商业报纸的重任。当时都市报改革风起云涌，所以决策层给的政策很宽松，人事权、财权都充分授权，这就给了新任总编以很大发挥空间，陈建祖因此得以大刀阔斧地施展起自己的抱负。在他的主导下，《山西商报》定位为一份全频道新闻纸，自2000年10月12日推出新版起，陆续推出了太原人冯锦华喷漆日本靖国神社抗议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行为的新闻和系列新闻述评、聚焦韩日世界杯等重磅报道，很快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注目和喜爱。通过狠抓新闻选题和报道质量，《山西商报》很快就在全国新闻界打响，2001年获得中国新闻奖，有关事迹被中国记协主办的《中华新闻报》、新闻出版署主办的《中国新闻出版报》给予重点报道。采访时，陈建组颇有心得地说：“新闻的锐利度与深度、广度怎么协调其实是一门学问。”

报纸的内容富有吸引力，发行量自然会快速增长，通过整体的筹划与布局，《山西商报》很快就在山西全省各地市、各县城铺开，广大读者随时都可以在报刊亭买到。除了邮发征订、自办发行等传统发行方式外，报社还在全省各地建立了20多个记者站，既努力撰写优质新闻稿件，又兼顾报纸在当地的发行落地，比如太原所有的加油站都有《山西商报》，所有走高速路的大巴中巴车上也有……回想当年的情景，陈建祖不禁自豪地说：“满城都能见到我们的报纸！”

办报纸是一个系统工程，尤为难得的是，陈建祖对策划和经营工作也高度重视。例如2003年春，所有中小学都因非典的爆发而停课，各科的教师们不得不上电视荧屏为广大学生讲课。《山西商报》灵机一动，就提前一天把老师的教案发表在报纸上，结果报纸热销大卖，很受市场欢迎。尤为可贵的是，《山西商报》的新闻与经营工作的互动做得特别好，比如2002年世界杯报道冠名权的招商与落实这样的大手笔，又如在2002年太原市春季房地产交易会上，《山西商报》就做到了入场者人手一份，并且该期的地产广告赚了个盆满钵满。短短两三年间，陈建祖不但带领大家创造了为人称道的社会效益，同时还为社里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创办时，报社一台车也没有，2003年离开时，社里已经配置了11部车！员工的平均收入在同类媒体中最高！还在北京、上海、广州购买房产设置了办事处……

《山西商报》的快速崛起和成功，陈建祖功莫大焉。他不但有思想、有情怀，还勇于打破陈规、大胆创新。上任之初，他敞开体制的大门选贤用能，业务骨干通过全省范围来招考录用。为探索传统媒体的市场化运营，他打破原有部门体系，重新规划设置了策划中心、编辑中心、新闻中心、管理中心等6个平行部门。他主持制定了报社的两个“宪法”：《出版流程》和《奖惩条例》，并全员实行年终考核。为使年终考核更准确，实行年终考核中由员工本人、全体员工、考核小组、总编辑分别打分的制度，四个分值各占一定权重。员工的收入不但与分值呼应，还与各自所在部门的奖金系数挂钩。经营部门业绩量化，采编部门的工作质量与数量也实现了科学的量化管理，等等。通过这一系统化管理工程的规划与实施，陈建祖带领大家快速地创造了《山西商报》的骄人业绩和辉煌。

进京十余年，不断履新，初心不改

2003年底，陈建祖作为复合型高级专业人才调入文化部。初入京城的陈建祖任职《中国文化报·文化生活周刊》主编，他充分调动既有的企业客户资源，与中国文化报社固有的丰厚文化资源相融合，精心策划、纵横捭阖，挥手之间就为报社创造了令人赞叹的经营业绩。鉴于他的突出表现，没几年，即提升他兼任中国文化报社社委。

2009年11月，中国文化报社改制为中国文化传媒集团，经财政部协调，西城区新文化街的一家印刷厂划拨给了集团，集团决定在印刷厂的厂区建设新办公区。陈建祖奉命担任基建办公室主任兼印刷厂党支部书记。经过两年多的倾情投入，他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随着集团大院工程的竣工，他的全面工作能力和出色工作业绩得到了集团的进一步认可。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在这之后的2012年7月6日，文化部任命陈建祖为集团副总经理——在当时是集团唯一负责经营的副总经理。在中传集团时，他开辟城市文化识別系统研究和策划规划实施，先后兼任中国城市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城市文化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国家城市文化调查评估中心主任。是文化部新闻出版高级职称评审会评委、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库专家、国家关工委公益慈善中心专家顾问。

2013年8月6日，陈建祖在任职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副总经理的同时，又被任命为中国动漫集团的副董事长兼常务副总经理，这可真是能者多劳。因为业绩突出，2016年2月，他再次获得提升，走上了同属文化部旗下的文化央企中国数字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领导岗位。新的工作虽然仍属文化产业范畴，但于他显然是一个陌生的新行当，要学的东西很多，要掌握的情况也很多。不过陈建祖没有畏难，他当即沉下身，浸没到新的业务中。他又在自信满满地酝酿创造性的新开拓了。

回首走过的人生旅程，特别是进京这十余年，不断履新不断登高的陈建祖自然多有体悟。他评价自己“基本是一个顺应潮流、能把握住潮头的人”，他坦诚自己几十年来“始终不改初心，无论是做人的初心还是做事的初心，都从来没有改变过。”他总结心得说：“人不能诉求太多，诉求太多就会欲望太多，就分散精力，就难以成事。诉求少了，专注度就高，做事就能成。”看来，陈建祖就是凭着对工作、对事业的这股子专注劲，才得以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积年累月终有所成的。如果每个人都能持有这样的态度和精神，还有什么事情能难住他呢？

□朱家雄